别问后来

引用

[王怡]自由主义的书单

把手上的书看完了选来看看

 

担心什么时候链接当掉，自己贴来留个底

 

嗯，老罗推荐的

 

王怡的读书单①：自由主义
作者：王怡

---

　　思哲和其他一些朋友请我开列一个关于自由主义的比较系统的书单。本人才疏学浅，阅读有限，但为着与大家交流，以及为了对更年轻的朋友有所裨益。根据我自己的阅读和藏书情况，大致列出国内从80年代至今比较重要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出版物。至于是否收录在我这个书单上的标准，自然带着我个人对于自由主义的偏好和理解。尤其强调一点，因为我的阅读和学科视野所限，我的开列除开比较狭义上的自由主义著作外，比较偏向于民主宪政制度，即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，而偏向经济学的著作较少。并且为了不使书单开得过长，作为自由主义更广阔背景的思想史、历史和社会学的著作我基本上予以了舍弃。
　　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跟贴添加，使这个书单可以名副其实的成为一个关于自由主义的较系统的介绍。
　　我的开列大致以我阅读和购买的时间为序，但为便于大家查找，属于一种丛书的、或者一个作者的则尽量放在一起。

　　[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丛书]
　　1、孟德斯鸠《论法的精神》：孟德斯鸠和贡当斯是法国思想家中难得的两个在思想气质上偏向 英美思想的人，这本书是整个近代文明中基础性的学术著作。
　　2、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
　　3、卢梭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》：尽管卢梭的思想近来多被指责为法国激进主义的源头，但正如有人指出，我们与欧陆思想之间的差距，其实远远大于欧陆与英美之间的思想差距。这两本书无论如何也是基础性的。
　　4、洛克《政府论》
　　5、洛克《论宗教宽容》：作为英式启蒙的代表人物，现在洛克比卢梭自然更受关注。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路数的差异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的差异。
　　6、梅因《古代法》：在这本书中梅因提出了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著名公式：从身份到契约。这是从法律角度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最佳诠释。
　　7、霍布斯《利维坦》：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国家，就是一只巨大的怪兽。
　　8、密尔《代议制政府》
　　9、密尔《论自由》：绝对的经典著作。
　　10、《拿破仑法典》：即1804年法国民法典。民法及其基本价值取向在本质上就是自由主义的法律体现。拿破仑法典是一个辉煌的起点。
　　11、亚当斯密《国富论》
　　12、亚当斯密《论法律、警察、军事、岁入》：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。
　　13、托克维尔《论美国的民主》
　　14、托克维尔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：对美国民主和法国革命的经典论述。
　　15、霍布豪斯《自由主义》：最早的完整表述。
　　16、边沁《政府片论》：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早期大师
　　17、《联邦党人文集》：非看不可的自由主义政治实践文献。
　　18、《潘恩选集》：我对潘恩的了解最初来源于朱学勤先生的文集《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》。
　　19、曼海姆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》
　　20、边沁《道德与立法理论导论》2000年

　　21、韦伯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三联版、四川人民版：不用说了。
　　22、韦伯《论经济和社会中的法律》大百科版

　　23、弗洛姆《逃避自由》工人出版社：对于法西斯下社会心理的分析，是我把他看作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反面认识。
　　24、马尔库塞《单向度的人》重庆人民版
　　25、马尔库塞《理性与革命》重庆人民版：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，是什么促使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？而一个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社会绝对是与自由主义为敌的。这是西马站在左倾立场对于自由主义的早期挑战。

　　26、波普尔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》华夏出版社"21世纪文库"（中社科2000年《历史主义的贫困》）
　　27、波普尔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中社科2000年"西方现代思想译丛"：对于乌托邦思想最彻底的清算来自波普尔和哈耶克，这本书无愧于自由主义巨作。

　　28、罗尔斯《正义论》中社科"外国伦理学丛书"：虽然这本书以"正义"这样的宏伟叙事作为立论的基础，是对于经验主义的英美传统的某种背叛，所以罗尔斯本人被称为是自由左派，导致了诺齐克的思想反击。但按照哈耶克的理解，罗尔斯与他的差别其实只是叙事修辞上的。
　　29、罗尔斯《万民法》
　　30、诺齐克《无政府、国家与乌托邦》：自由右派对于《正义论》形而上倾向的坚决回应。著名的"自愿为奴的"质问就出于此书。

　　31、哈耶克《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"诺贝尔经济学奖丛书"1991
　　32、哈耶克《通往奴役之路》中社科"现代西方学术译丛"
　　33、哈耶克《致命的自负》同上。
　　34、哈耶克《自由秩序原理》三联"宪政译丛"
　　35、哈耶克《法律、立法与自由》大百科"外国法律文库"
　　36、霍伊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》三联新知文库：对哈耶克政治学思想的最好入门读物。

　　37、里夫金《熵，一种新的世界观》上海译文"当代学术思潮译丛"1987：我之所以将这本曾经轰动一时的通俗学术著作列入，因为这种新的世界观是对历史目的论和乌托邦思想最好的解构。
　　38、房龙《宽容》：胡适曾说，"宽容比自由更重要"。这本书是关于一个自由主义者基本的思想秉性的最好的通俗读物。

　　39、伯尔曼《法律与革命》大百科"外国法律文库"：梁治平先生曾经非常推崇这本书，如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，他指出了现代法治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。
　　40、德沃金《认真对待权利》大百科"外国法律文库"：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。
　　41、庞德《普通法的精神》法律版：对英国法律价值观的简要分析和总体把握。
　　42、巴顿卡特《大众传播法概要》中社科1997"美国法学精选"：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法律把握。

　　43、诺思《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》三联：从产权与制度学派的角度讲述经济史。
　　44、诺斯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华夏1999年再版
　　利维《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》学林出版社：自由主义最终要体现为一个现代的宪政和法治秩序。
　　45、罗斯托《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》商务馆：一本对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如何形成的简要通俗的描述。
　　46、布坎南《赤字中的民主》北京经济学出版社"诺贝尔经济学奖丛书"1991
　　47、布坎南《自由、市场与国家》上海三联1989
　　48、巴泽尔《产权的经济分析》上海三联
　　49、科斯等《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》上海三联：产权与制度学派的经典文集。
　　50、科斯等《企业的经济性质》同上2001年
　　51、弗里德曼《自由选择》商务馆。
　　52、弗里德曼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商务馆

　　[三联宪政译丛1999-2000]
　　53、艾尔斯特《宪政与民主》
　　54、弗里德里希《超验正义》：也是企图从宗教中寻找宪政的形上支持。
　　55、汤普森《宪法的政治理论》
　　56、詹宁斯《法与宪法》
　　57、维尔《宪法与分权》
　　58、考文《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》
　　59、罗森塔尔《宪政与权利》

　　[中社科现代西方思想译丛]
　　60、雅赛《重申自由主义》
　　61、米瑟斯《自由与繁荣的国度》
　　62、冯洪堡《论国家的作用》
　　63、达仁道夫《现代社会冲突》
　　64、《知识、自由与秩序》：一部关于哈耶克思想的论文集

　　[上海三联公共译丛]
　　65、亨廷顿《第三波--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》
　　66、奥斯特罗姆《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》：以《联邦党人文集》为基础对联邦制的解释。

　　67、范伯格《自由、权利和社会正义》贵州人民
　　68、肯尼斯《权力的分析》
　　69、伯恩斯《民治政府》中社科：迄今为止对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最全面的介绍。
　　70、赫尔德《民主的模式》中央编译1998年"新世纪学术丛书"
　　71、波齐《近代国家的发展》商务
　　72、里夫斯《美国民主的再考察》商务馆：一本在一百年后希望成为托克维尔《论美国的民主》续篇的著作。
　　73、摩尔《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》华夏版"21世纪文库"1988
　　74、斯宾塞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》同上1999年再版。
　　75、巴特摩尔《平等还是精英》辽教万象
　　76、卡西尔《国家的神话》华夏1999年再版。
　　77、卢克斯《个人主义：分析与批判》广电版1993：健康的、不被误解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前提。
　　78、科恩《论民主》商务1988
　　79、阿尔贝尔《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》社科文献1999：对英美新自由主义与欧陆莱茵模式深刻分歧的论述。虽然作者偏向于离他不远的莱茵。

　　80、马斯泰罗内《欧洲民主史》社科文献
　　81、马斯泰罗内《欧洲政治思想史15-20世纪》社科文献
　　82、马斯泰罗内《当代欧洲政治思想》社科文献

　　83、达尔《民主理论的前言》三联版1999
　　84、达尔《论民主》商务1999年"民主译丛"
　　85、达尔《现代政治分析》上海人民"当代学术思潮译丛"1987年

　　86、柏克《法国革命论》商务馆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极端经典。
　　87、柏克《自由与传统》商务馆2001年"公共译丛"

　　88、萨托利《民主新论》东方版，2000年再版了全译本。
　　89、赫费《政治的正义性》上海人民
　　90、《民主与民主化》商务馆"民主译丛"刘军宁主编
　　91、布莱顿《理解民主--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》学林版2000年"欧洲思想系列"
　　92、《消极自由有什么错》文化艺术版2001"思想译丛"：对伯林两种自由观点的回应文集。

　　[译林出版社"人文与社会译丛"]
　　93、阿克顿《自由史论》2001：重点对于英美式的自由民主道路进行了详尽的阐述。
　　94、桑德尔《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》2001：也是针对罗尔斯《正义论》的有力回应。
　　95、罗尔斯《政治自由主义》2000年：据说对正义论进行了修正，带着向新自由主义回归的倾向，尚未读。

　　[上海人民"东方编译所译丛"]
　　96、巴利《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》
　　97、西瑟《自由民主与政治学》

　　[吉林版"人文译丛"]
　　98、约翰邓恩《民主的历程》：从公元前508年到1999年人类民主历程的简要描述。
　　99、伯里《思想自由史》：也是一本简要的小册子。可作入门读物。
　　100、《变动中的民主》：一本较新的论文集。
　　101、拉吉罗《欧洲自由主义史》：较为系统的欧洲政治自由主义的全貌。
　　102、沃特金斯《西方政治传统--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》：这套译丛的整体特点就是对自由主义理论与历史的简明阐述。这本也是，但文字可读性较差。
　　103、何怀宏主编《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》：收录了从柏拉图到梭罗，到甘地、马丁路德金，到罗尔斯、德沃尔金、阿伦特等人论述公民不服从的篇章。绝对经典，文笔优美，是这套书中可读性最强的。适合出门时揣在口袋里。

　　[商务馆"公共译丛"]
　　104、贡当斯《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》
　　105、阿克顿《自由与权力》：那句名言都已经耳熟能详了。

　　[苏人版"现代政治译丛"]
　　106、戈登《控制国家--西方宪政的历史》2001：不局限于英美，对于威尼斯和荷兰的论述窃以为最有价值。
　　107、戴维米勒《社会正义原则》2001：论及正义的程序性，在我看来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。

　　国内的推荐几本：
　　108、石元康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》上海三联2000年
　　109、邓正来《国家与社会》三联
　　110、王亚南《中国官僚政治研究》中社科1999年再版
　　111、林达的三本通俗读物《总统是靠不住的》《历史深处的忧虑》《我也有一个梦想》三联
　　112、朱学勤《道德理想国的覆灭》
　　113、朱学勤《风声雨声读书声》三联
　　114、刘军宁《保守主义》中社科
　　115、刘军宁《共和民主宪政》三联
　　116、李强《自由主义》中社科
　　117、《顾准文集》贵州人民1995年
　　118、吴玉章《论自由主义权利观》公安版
　　119、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》上海远东版1991：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主义而言，两代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

　　[三联的公共论丛]
　　120、《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》
　　121、《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》
　　122、《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》
　　123、《自由与社群》
　　124、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》
　　125、《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》

　　王怡/2001-10-23于包家巷

引用

吃刺猬的年代——科大的第一创世纪

文· FLZ

       1958年我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迄今整五十年。谨以此文献给活着的，逝去的，戴过枷锁的，自由的，赝自由的，留在大陆的，流到海外的，为科大的创世吃过刺猬的师长和朋友们。

       2006年2 月12日晨，二，三十个好事者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聚会。突然，会场上一个电话打到Tucson，接到我家。要我答话。一位相识四十八年的老友张永谦（原科大物理教研室同事，现中共央央党校退休教授）问：

       “老方，我现在在香山。你还记不记得在香山吃刺猬的事？”

       “当然记得，那还能忘……”忙答。赶快说清是在那个地方火烧刺猬，以证明我的确没有忘记。

       “那还能忘”——那是科大的创世纪。

    “大家齐努力，学习毛主席”

     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（科大），是在1958年创办的。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材。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核弹、导弹和卫星（简称‘两弹一星’）的人材。当时中国发展‘两弹一星’的计划，刚刚起步。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，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，也无义务带研究生。因此，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，一箭双雕，一可有效使用科学院人才，二是给教育部的本位主义（不分配好学生到科学院）釜底抽薪。

      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又五个月，从1958年8 月初到1987年1 月初。在我到科大报到时，全校总共还只有一百多个筹办人员，没有学生，许多教师尚未报到。创办时，科大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玉泉路。我离开科大时，校址已在合肥。我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和地点虽然相差很大，但对我而言，有一个共同点。我进入科大时，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；我离开科大时，再次被开除党籍。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。

      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，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，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，进行讨论，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。经讨论后，再付表决。若获通过，再呈报上级党委。批准后，才算生效。可见，开除党员一般情况费时不贷。但是，党章上也规定，如遇紧急情况，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，不需召开党支部会，也不给被开除者以申辩的机会，立即执行。按一般解释，党章所指‘紧急情况’，是战争，火灾，或大地震等。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，容不得正常的手续。可以“火线入党”，也可“就地正法”。

       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，都是被“就地正法”的，尽管都不在战场上。之所以“有幸”如此，主要原因是，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。毛泽东曾说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，全部用国民党的，就是他们在那里（按：指大学）统治”“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，实际上是国民党”。也就是说，大学实质是一个国民党匪帮占领区。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后，大学就变成了消灭蒋匪的一个主要战场。就这样，我被‘紧急’地消灭过两次，尽管我的教职不是中国国民党，而是共产党当局批准的。

       反右派运动之后，教育方针更富党性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：“迎接这永恒的东风，把红旗高举起来，又红又专，亦工亦农”。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。在1958年9 月的开学典礼上，陈毅和聂荣臻二帅来参加，明确地说，科大应按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━━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。科大在北京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，即中共的国际党校，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，包括后来夺得政权的红色高棉执政者波尔布特。

       第一任校长，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。郭老是一位诗人，历史及考古学家。但科大的系科，都是硬学科。不负责培养诗人（自封者除外），也没有历史系，只考古与硬科学有点关系。尽管如此，大家还是争相传颂郭老的诗。那时流行的一首是：

       郭老不算老，诗多好的少。

       大家齐努力，学习毛主席！

大—家—齐—努—力——呀！学—习—毛—主—席——呀！喊声此伏彼起，，一声高过一声，在38路公共汽车终点站——玉泉路十九号的伟大上空徊荡……

      这是大学的主旋律。

    异类即“洋财”

       科大最初的一批教师大都来自科学院，但有两类。一类是老教授，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（多为老学部委员），物理教授有吴有训，严济慈，施汝为等等。他们都是兼职。除上课外，不常来。另一类是年轻的专职助教。以物理教研室为例，助教大都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。其中，60% 以上都是政治处理品，即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被开除党籍，开除团籍的，停止党籍，停止团籍的，党内警告，团内警告的，以及同情右派，有右派思想而被内控者。在物理教师中，我的右派等级（开除党籍）不是最特别的。中国科学院四大青年右派中，第一名何荦（原物理所），第二名项志遴（原近代物理所），前后都来了科大。

       首任科大党委书记，郁文，曾“不无得意”地说，搜罗到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，是他发的一笔“洋财”，用于办科大的第一笔“洋财”。

       从此，收容政治处理品，特别是右派，似乎成了科大的一个特色（传统？），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。以至某公（物理教师，后去上海交大，暂隐其名）建议，应在科大的校门口竖立一座虚拟的门碑，刻上一首类似纽约爱丽丝岛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的诗：

       给我你的疲惫，给我你的匮乏，给我你对自由的渴望和绝望，
      来吧，一切无家可归的人，
      来吧，被风暴摧残过的人……
      来吧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为你在这金色大门旁高举着火炬！

       科技大学的大门，无论北京的，或合肥的，都不是金色的。但进了这个大门的，当初的确不少是被清理出阶级大门的“无家可归”者。

       1959年秋，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‘亦农’（思想改造途径之一）。到香山上挖鱼鳞坑，种树用。极重的体力劳动。那个中午，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。当我正准备拿第十个馒头时，忽聼有人大叫：“抓到刺猬啦！来吃啊！”原来，政治处理品之一葛荣寿（当年物理教教研室助教，现已退休）抓到一只秋肥的刺猬，其他几个政治处理品正忙着烧而食之。就此，哄笑夹着噱笑，在京郊的山梁上升起。不知就里的人，会以为这是一群狂放的年轻人在登高尽兴呢。在当时，把严肃的‘亦农’变成秋游食野，大概只能属於科大。绝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等严肃的学校。

       这就是为什么，五十年后，当事人还都记得刺猬事件。当然，吃刺猬者并非不理解那是多么“严肃”的年代，而是理解得更深罢了。诚如斯宾诺沙被逐出教门后所言：

       有如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，现在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。

       葛荣寿縂结历史经验，归纳了一条定理，被誉为葛式第一“定理”∶别想着不挨（政治）整。即不挨整的概率为零。后来知道，数学教师中也有类似的‘名言’。陈希儒（当年数学助教，现已过世）常用他的湖北腔说：“每当听到（毛主席）语录歌，我的腰不自觉地就会弯了下来（准备挨斗）。”

    法式授课

       “教授治校”，在反右运动中，遭到严厉批判。 1958 年之后，各课教学大纲都要受到政治检查，以确定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。但是，科大的物理诸课，一律是教授治教。

       严济慈先生的授课是出名的。但他从不按教学大纲讲课。他还特别强调，如果你真懂一门学问，你应当能从任一地方讲起，都能让学生听懂。1958年秋。严先生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，以飨科大同仁。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。除了学生，物理教师也都参加，听众有五百人以上。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作助教。他交待给我的任务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助教。教授只讲而不动手，也不写黑板。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去写公式，画图，擦黑板，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。幸而我听得懂严先生的标准浙江东阳口音，没有因写错公式而挨训。不过，两小时不停顿地跑上跑下讲台，真的很累。其后，法国式的的助教方式并没有在科大流行。不过，教授治教成了定式。

       从1959年开始，许多课逐渐由年轻教师主讲。教师治教风气依旧。当时，在严肃的单位，如北大，凡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入另册者，是不准上讲台授课的，因为那是让右派与党争夺青年，破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。李淑娴虽在1959年即摘去右派帽子，但直到1975年才准予给学生上课，比我晚了整整16年。而1959年尚未摘帽的何荦，在科大一开始就主持物理实验教学。

       我到科大第二年，1959，即开始独立上课。1960年，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朱洪元研究员主讲。课到一半，他有事突然离去。后一半课，叫我去接。虽然我只是个不名的助教，“漏网右派”，倒也没有考查这是否符合党的阶级路线。我告诉一些学生，“资产阶级学者”N.玻尔曾说过，谁要是在学量子力学时不感到糊涂，那他根本就没有弄懂量子力学。所以，如果你聼我的课时感到糊涂，那十分正常。如果你不感到糊涂，那证明你没懂，或者你比N.玻尔要天才。

       当时，我还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“要多想，要善于想”，鼓吹学生独立思考，大谈不要简单地相信教师讲的，要经过疑问，有过真糊涂，才能真明白等等。该文居然被科大校方推荐到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。北大有人惊呼：科大真异地也。因为，北大同学知道，1955年我在北大上学时，也曾在团代会上呼吁过“独立思考，不要盲从”等等，结果遭到北大党委的严厉批判（现在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谈，但有北大校刊等为证）。

    笔名“王允然”

       再对比反右以后的北大和新建的科大。北大物理系的教师分两类。一类是教学编制，只能教学。另一类是研究编制，专做研究。教学编制的教师是不得作物理研究的。否则即属白专道路（也是一顶沉重的帽子，虽然不算反革命）。至于右派，更不准私自作研究。

       相反，在科大的青年物理界，则流行另一种说法：如果一个人不能在25嵗以前独立发表论文，就证明此人没有能力作物理研究。鼓吹此说最力者又是葛荣寿，堪称葛式第二“定理”。1959年，我已二十三嵗，还没发表过论文。以前事机密的核项目研究，不能发表论文。还有两年我就到了葛式定理“大限”。有压力。1959年起，科大许多物理助教开始了自己的研究。大多没有导师。研究条件也很差。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现期期刊，欧美的出版物要事隔数月到半年以上才看得到影印件，也收不到预印本，当然更没有任何grant.尽管如此，这终归是在作自己喜欢的事，困难中也就有了乐趣。特别，比起“白专道路”帽子下的北大同侪，我们确是在一个“特区”了。我不记得科大曾有过很认真的“拔白旗”运动（即打击“白专道路”的运动）。可能因为，在科大，一眼望去，尽皆猬刺，如何拔得？

       1960年春，我开始投寄论文。初秋，我的一篇论文< 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> 被< 中国物理学报> （Acta Physica Sinica ）接受。很高兴。这是我的第一篇，基本满足了葛式条件。然而，< 中国物理学报> 不在“特区”，问题来了。1960年初冬，一天下午，在教学大楼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，钱临照先生叫住我。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。他和北大王竹溪教授主编< 中国物理学报>.钱先生的面色喜忧各半。他先高兴地说，

       “你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。”

       接着，又说：“不过，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，你是不是改个名字？”

       有点奇怪？！物理学界的传统是，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，以便负责。何来名？当然，我立刻明白。对我这种另册公民来说，在当时，发表论文已违规。笔名或可蒙混过关。这是钱临照先生援我的一招。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。他答应了。

       1961年第一期< 中国物理学报> ，17卷57页，刊登了我的论文，作者名字赫然是‘王允然’。心想，钱临照先生厉害，这个笔名可不是随便取的。它暗示，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，除了同行的审稿外，还必须有His （her ） Majesty“允然”才行啊！

       后来，笔名蒙混过关也不行了。凡投寄< 中国物理学报> 的论文，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，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，不予审理。难逃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啊。帮我逃脱天网的还是钱先生。

       经钱临照先生的推荐，我参加了物理研究所李荫远教授的研究组。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。参加李先生的研究组，对我有极大的帮助。凡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，就可以从物理所投寄，也就避免了对我的政治审查。因为，不经科大投寄，科大不会审查。再则，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，物理所的政治部门也不会审查到我。就这样，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位错，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，得以用真名发表。

       钱先生的专长之一，即是固体中的位错（dislocation ）。李荫远教授于九十年代淡出物理研究，转而研究新诗。2005年有《当代新诗读本》出版。他在“前言”中说“编者服赝‘诗歌合为事而作’之论，因而看重涉及世势坎坷的篇章”，当年的物理论文，也有“涉及世势”的坎坷啊。

       在物理所，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。最初，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。作了一年，发表了两篇论文后，我又改向激光物理。1961年，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，1963年，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。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。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，刚刚在开拓，所以，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。除了在科大上课和政治学习外，我全力投入了研究。那是1957年以后，最成功的一年。1964一年里，我一连完成六篇论文，其中四篇在当年的< 中国物理学报> 上发表。那一年，我是< 中国物理学报> 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。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，也每每淡淡地微笑。钱临照先生对科大后进之提携（我只是受惠者之一），实可谓竭尽全力。有几次钱临照先生的小女儿（北京邮电大学物理学教授）不无妒意地说：“我父亲关心你们比管我们还多。”科大早期物理教研室的不到四十个年轻人中，后来有三个成为学部委员或院士。这与钱临照先生有教无类的提携，“看重世势坎坷”，是分不开的。

    告密和结婚潮

      1961年以后，阶级斗争的弦又上紧了。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淡。学术研讨会愈来愈少了，政治学习则增至每周至少一天。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，形势更趋紧张。形势紧张的一个标志是告密无处不在。

      当时，青年教师大多未婚，住在教师集体宿舍，三四个人一间。闲时不免议论时政，用词不加检点，常成为告密者的猎物（祸从口出）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科大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发现了一本告密的笔记，其中的一段记录是：

     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，话题是关于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，发生在北京。

      B ：“皇帝眼皮底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！”

      A ：“你（指B ）是不是发烧了。”

      F ：“有没有阿斯匹灵（给B 吃）。”

      这时，D 在暗笑。

      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，但这一段记录之不亚于秘密录像。这段告密记录的关键是， B不用标准敬体，而用‘皇帝’来称谓最高当局（毛）。其他在场的人没有纠正B 的用词，反而用戏谑的方式（“你发烧了？”“该吃阿斯匹灵了。”），强化B 所用的称谓。这证明，所有在场的发言者，暗笑者，都是对最高当局大不敬的。

       记录所说‘教师宿舍’是B ，A 和F 共住的集体宿舍。其中，B 是鲍世综，后去浙江大学物理系。A 是区智，与我合作发表过论文，现在美国加州， F是我。D 是戴和俊，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。D 不住我们房间，只是偶尓过来闲谈。注意∶“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”，却只有四人被记录。后来，B ，A ，F 和D 回忆起，那天确实有第五个人在场，这第五，无疑是告密者了。将来如果有一天，能公布科大创业年代的告密档案，一定不亚于东德的“窃听风暴”。

      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，可见环境之险恶。后来，年轻教师纷纷结婚，速速搬离教师集体宿舍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导致结婚潮的原因之一是逃避告密，当局还没有财力足以在每一个家庭都装上窃听器。

    有杂质才成为红宝石

       60年代初，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‘水晶城’，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，全都具有良好阶级成分。北京成为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城市。为此，各种无产级专政的对象，或潜在的对象，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。我虽不是正式的专政对象，但也算晶体中一个‘杂质’，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之一。

       那一次，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。大都是这类的杂质。开始我们都被驱赶到北京西南的长阳农场体力劳动。除了劳动，每天都有政治学习，说谎、夸大、唯心的起誓、做作的忠诚，强颜的笑，就是政治学习。人人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付猥琐的脸孔之下。人人都明白，无论你再多么勤奋，再多么虔诚，也不会洗去身上的‘杂质’印迹，就如< 悲惨世界> 中的让瓦尔让一样，无论多么努力工作，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，也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。下放长阳的人，也没有别的希望，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。

       1965年4 月我接到了通知：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。此一去，也就永远离开物理学了。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，接到命令后，一个一个地离去了。我也准备走。在那个年代，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，特别是“杂质”们，要知道，全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。

       后来，我终于没有走。一个奇迹。

       奇迹源于严济慈先生。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，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，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，公开表示不解。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年轻人调走？严先生当时是科大一位非党副校长，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无权过问的。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“杂质”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“逆”言，在“水晶城”时代中，是极其罕见的。更没想到，刘达居然接受了“逆”言，又是一个极其罕见。刘达不仅命人事部门收回了我的调命，而且终止了所有为创建“水晶城”发出的调令。科大被“水晶城”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。

       事过之后，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，说：“放在我这里浪费，以后你也许还会有用”。晶体光学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领域之一。后来，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的会议上，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：“纯晶体有什么意思？不过就是氧化铝。只有加了杂质，它才会变成红宝石”。“杂质”的存在和坚持是必不可少的。

       罗曼。罗兰说过：

      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，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，只要我们自己把住自己的舵，我们就
      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。

       是的，哪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，也并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轮子。在科大创世纪里，不少尊敬的师长和朋友们，坚持住了自己的信念，在逆流而上时，把握住了自己的舵。

       或许，刘达也算是个“杂质”或“异数”。

       1987年我被开除出科大后，住在北大。夏天常常骑车斜穿中共中央党校校区去运河游泳。刘达当时已退休，住在中央党校。我游泳后常去看他几分钟。他有时也散步来北大我家，闲聊。我那封写给邓小平的呼吁大赦政治犯的信，是刘达转递的。有一次，谈起科大当年，谈起共产党。刘达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：

       “共产党不喜欢你！”

       我没有回应，停了几秒钟，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：

       “共产党也不喜欢我！”

    尾声：八十年代

       文化大革命之后，吃刺猬的一代，一个一个地离科大而去，一代人凋零了。共同的经历和记忆，则是超越的。各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。1999年，前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永谦，突然给我寄来一阕“如梦令”（减字），题为“思念”：

       曾忆蔚秀日暮，登楼直上高处。

       心平气不急，能否健如故？

       难驻，难驻！

       看花漫洒雾露。

我也和了他几句（不减字），也算是“思念”吧，

       敢忘玉泉朝暮，常忆真情险处。

       君问今如何，大漠狂烟如柱。

       如柱，如柱，踏花归去是路。
是啊，看花，踏花相去万里，但岁月均已远逝。

       科大旧友，邓伟廉，数学系讲师，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。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。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脑，1949年率所部人员起义，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，投向共产党，这就是中国民航（CAAC）的首批飞机。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，韩战爆发，参加志愿军抗美。朝鲜停战后，回国，改学数学。因言论得罪中共当局成为‘现行反革命分子’，被斗，被押。七十年代末，邓伟廉移居香港。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，他再从香港移民到斐济，而后再到葡萄牙。80年代初，我去香港看望他，在大屿山麓徜徉，他发誓不再与中共当局有任何接触。90年代，我再去葡萄牙看望他，在亨利王子远航纪念碑下，他再发誓不与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接触，耻食周粟。

       80年代初，刘达到深圳访问，一定要与当时在港的邓伟廉来深圳叙旧。但因邓伟廉拒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的入境证，不能入境。为此，刘达特别找到习仲勋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），一定要他准予邓伟廉入境。就这样，耻食周粟的邓伟廉得以无证入境，与“中央顾问委员”刘达在深圳共叙衷肠，再无证出境。

       创世纪的真情和险情，永远留在当事者的心里，无论活着的，逝去的，戴过枷锁的，自由的，赝自由的，留在大陆的，或是流到海外的。科大南迁到安徽后，是第二创世纪了。那已超出本文的范围。不再写。就用一张80年代科大的风俗照，作为结束吧！

    （图略）

      赤条条，逆流而上者图。

    二零零八年一月六日，

　　小说家不是代言人。严格说来，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。

　　当托尔斯泰构思《安娜。卡列尼娜》的初稿时，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，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。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。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，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——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。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。因此，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。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。可是，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？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？

　　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：人们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。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。我常想象拉伯雷（ＦrancoisＲabelais）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，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。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。为什么人们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呢？因为人们愈思索，真理离他愈远。人们愈思索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。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。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，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：堂。吉诃德左思右想，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——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。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，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，那就是小说艺术。十六世纪法国修士、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，一直沿用至今。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：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Ａgelaste，意指那些不懂得笑、毫无幽默感人。拉伯雷对这些人即厌恶又惧怕；他们的迫害，几乎使他放弃写作。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。因为他们从末听过上帝的笑声，自认掌握绝对真理、根正苗壮；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。然而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，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。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，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，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。

　　在过去四百年间，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，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。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；他是拉伯雷《巨人传》的主角。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：到底要不要结婚？他四出云游，遍寻良医、预言家、教授、诗人、哲人，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、亚里士多德、荷马、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。可惜尽管穷经皓首，到头来巴汝奇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。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。当然到最后，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，衡量过主人翁这个既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。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，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，性质却不尽相同。小说的母体即使穷理尽性，也还是幽默。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、其所提示的新知识，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，一无所知。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。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，并不负有宣传、推理的使命，恰恰相反——它象佩内洛碧（Ｐenelope）那样，每晚都把神学家、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扬线。

　　近年来，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。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：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，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，及理性万能的信念。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。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：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、伏尔泰、费尔巴哈的，它也属于（甚至可能是全部）费尔丁、斯特恩、歌德和勒卢的。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，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《项迪传》。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。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，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。走笔之际，斯特恩突来灵感，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。随后上百篇幅里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。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；作为一种艺术，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。无论有意还是无意，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：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？其真意何在？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。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：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，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。因此，也许可以说，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。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：凡存在即合理。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，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。他们认为：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；人要生存得有价值，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。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：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，成功与失败。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。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琐反应的方程式。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，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。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，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。看斯特恩的小说，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，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，毫无道理可言；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。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，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，特别是小说艺术。

　　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，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，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——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。当然，早在福楼拜之前，人们就知道愚昧。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，这里是有差别的。在福楼拜的小说里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。可怜的爱玛，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，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。爱玛死后，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，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。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。他认为科技昌明、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，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！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——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。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。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：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，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。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末来世界的影响，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，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。

　　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，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，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——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。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，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，维也纳人布洛克（ＨermannＢroch）写下了这句至理名言：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（tideofkitsch）抗争，最终被淹没了。Ｋ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，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。既然想要讨好，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，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即定的模式思潮之中。Ｋ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，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，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。今天，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，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。

　　为了讨好大众，引人注目，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Ｋitsch同流。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，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Ｋitsch起来了。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、反对既定思维模式、决不媚俗取宠。今日之现代主义（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）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。所谓新潮就得有意图地赶时髦，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。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，这件外衣就叫Ｋitsch。那些不懂得笑，毫无幽默感的人，不但墨守成规，而且媚俗取宠。他们是艺术的大敌。

　　正如我强调过的，小说的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。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，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。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。当然，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，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。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，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。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宽宏的领域（无论是小说的想象，还是欧洲的实体）是极其脆弱的、极易夭折的。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。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。我想，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。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。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。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－－独立思想、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。对我来说，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，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。

　　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。

　　我不应再饶舌了——我似乎忘记了，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，他正在一边发笑。